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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城内信息断绝、人鬼杂居，如同一只巨大的牢笼，因此也被称为“笼城”。生活在笼城内的芸芸众生，日日都面临着“生”与“死”、“拒”或“降”的抉择，却因为巨大的羞耻感而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如今，人们往往只可以通过《四世同堂》等文学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岁月。

　　《四世同堂》的时间线是抗战全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具体的描写，连一株花草都是真实的。老舍身在重庆，心却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北平城里的小羊圈胡同，他在抗战时期，仍坚持写这部小说，就是要替北平老百姓发声：忍辱偷生会死；鼓起勇气反抗的，反倒可能有生路。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撷取《四世同堂》中的若干描写，结合史实，还原文字背后的真实，也向那些不屈的傲骨致敬。

　　1937年7月31日，宛平城门处，一名举着白旗的中国士兵在传递双方谈判信件。

　　“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

　　“我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四世同堂》开篇第一句，老舍就抛出悬疑：老太爷的八十大寿究竟有没有庆贺成功？

　　对于身处“上帝视角”的读者来说，这个疑问丝毫没有悬念，小说从第26页就进入了正题：“天很热，而全国人民的心都凉了，北平沦陷”。

　　今天的读者自然知道，1937年日寇来了，占领北平长达8年，但对身陷其中的老百姓，甚至起笔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老舍来说，仗要打多久？甚至中国能不能胜？都还是未知数。

　　七七事变时，很多北平市民跟祁老爷子差不多，家庭观念重于国家观念。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想的是，咱们还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早晚有太平的时候！

　　祁老爷子应对战乱的准备，也不过是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再存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消极避祸。

　　张北海是29军军官后裔，他在小说《侠隐》中描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

　　他曾谈到这种描写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纪，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1937年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的军队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战死，南苑失守。

　　下午1时，广播里传来安抚人心的假消息，说我方已收复廊坊、丰台。人们在狂喜中奔走相告，报纸上更把哪个将领如何指挥，日本司令因失败自杀等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黄昏时，炮声逼近城根，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拉洋车的车夫对记者说：“这就是我们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

　　晚上，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飞机放毒气。至此，人们才开始慌了。

　　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赶到城墙下，想看看战况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洞开，四周一片静悄悄，不见中国守军一兵一卒。

　　借住在西单牌楼左近的朱自清，一早出去买报，本该繁华的西长安街上，“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惶惑的北平人被各种谣言包围着：乐观的谣言，认为29军打了大胜仗，事变马上就会结束；高度恐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会进来屠城。《申报》记载，“一些小市民为着谣言迷惑起来，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乱跑，无目的沿着马路的两旁奔驰”。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友人还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地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地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

　　朱自清相信，朋友的线日，他们仍未意识到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沦陷，就这样在大喜大悲中拉开了帷幕。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不信29军会弃守北平，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军营一探究竟。营房里，早已没有一个官兵的影子。

　　在清华，潘光旦是大家公认的硬汉。他年少时就遭遇了截肢，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学业，并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毕业文凭。他的弟子、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

　　可是，这一天，潘光旦在军营里失声痛哭。回校后，潘光旦遇见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实秋，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默默流泪。

　　岁数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庚子国难，他们一声长叹，机械性地关门闭户，习惯性地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

　　为了寻求庇护，沦陷当天，燕京大学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燕大校友感叹道：“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史学家邓之诚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门口悬挂着日本旗，或在门前画个红圈以示“顺民”，不由发出了“怒其不争”的感叹。

　　书斋中的邓之诚有所不知，平津两地已为挂日本旗发生了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日旗，家破人亡；有的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日旗，户内阖家痛哭。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军撤出后的第十天，日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女诗人叶嘉莹当年13岁，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忆道：“日本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军车、吉普车，飞快地跑过去，他们在车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领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听’。”

　　北平人成了亡国奴。从此，上街必须躲避横冲直撞的日军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随时有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盘查。

　　开学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学校还来不及印新课本，但是旧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日本人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叶嘉莹记得，老师要求学生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

　　张北海借美国记者罗便丞之口，与战火中的北平告别：“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日军占领北大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沙滩红楼，成为日本宪兵队队部，楼内的地下室也成了许多爱国志士的关押地。

　　《蒋梦麟自传》中记述：“我碰到一位老学生，在他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小说里，避世的钱诗人被投入监牢，人力车夫小崔被斩首，京剧票友小文夫妇死于枪下，祁老太爷的儿子天佑不堪受辱投河自尽，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李四爷被暴打含恨去世。“顺民”是一些老北京在乱世的生存之道，但在日军占领时期，顺民并没有活路。

　　而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这些汉奸，认定日本人来了，就是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们要把握机会，做人上人。老舍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刻画这些反派丑角，是希望为全民族提供精神上的镜子。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亲，早年经历过庚子国难，每每讲起这场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听说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脑梗。老人不忍看家国被蹂躏，干脆打翻药碗，宁可绝食而亡。

　　面对国殇，像老舍岳母这样刚烈的老人并不罕见。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也是在日寇进城后，“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给父亲料理完后事，视网膜脱落亟待手术的陈寅恪，以瞎掉一只眼为代价，果断离开了北平。

　　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青岛，地下党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会”在济南倡议，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老舍参加了这个协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素来不问政治的老舍，在国难当头之际，选择与敌寇势不两立。

　　他决心南下投身抗日文艺，但次女刚出生十几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报国，妻儿老小怎么办？胡絜青深明大义，一个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成了舍家抗日的楷模。

　　胡絜青则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沦陷中的北平娘家，从此隐姓埋名，以教书为业，为老人尽孝。她后来回忆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一晃五年，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才带着三个孩子，偷越日军封锁线年末，在重庆北碚的“多鼠斋”，为满足朋友们的关切和好奇，胡絜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北平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

　　端阳节买不到红枣粽子，空中听不到鸽哨声，难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馒头……国破家亡中的日常，令人不胜唏嘘。

　　胡絜青讲，老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两三个月过去，朋友们的好奇心淡了，但老舍仍仔细追问。原来，他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小说从1944年夏动笔，至1949年完成，用洋洋百万字描写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爷一家和一众胡同住户的沦陷生活。小说里，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打碎了。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后来接到教育部密电，便在8月初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以△△来指代日本，是以“不书春秋”的隐晦方式来进行抗议。

　　正如电视剧《觉醒年代》所演，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狂飙激进的斗士。为此，在国统区，有些人不满于他的沉默，觉得他该说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在刺刀之下，书生钱玄同能以不做、不说、不写来表明了自己的抗争，已经很难了。

　　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有人悲壮离去，有人对侵略者低头，更多的人艰难生存，同心渡劫。北平光复40年后，女导演林汝为作为亲历者，为《四世同堂》写下一曲荡气回肠的主题曲：

　　1937年年底，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策划操纵下，汉奸组织新民会成立，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图为新民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仪式。

　　天佑老头儿简直不知道如何办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但是，现在他好像变成毫无作用，只会白吃三顿饭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时节。他却买不到棉花，买不到布匹。买不进来，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十个照顾主儿进来，倒有七八个空手出去的人……

　　他偷偷地去看邻近的几家铺户。点心铺，因为缺乏面粉，也清锅子冷灶。茶叶铺因为交通不便，运不来货，也没什么生意好做。猪肉铺里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看见这种景况，他稍微松一点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别的没本领，没办法。这点安慰可仅是一会儿的。在他坐定细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缩紧，比以前更厉害，他想，这样下去，各种营业会一齐停顿，岂不是将要一齐冻死饿死么？那样，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地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万确，全得死!

　　七七事变之前，北平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低廉的生活成本。1937年之前，在北平，一元钱可以买30斤玉米面、64斤大白菜、5斤猪肉、9尺月白布。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一个月开销只需要25元；公务员的平均月薪是47.5元，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个月能拿到三四百元的高薪。

　　1932年，在北平市图书馆当馆员的谭其骧月薪60元，他在各大学兼任讲师，每月能赚40元课时费，向各报刊投稿，千字稿费高达5元。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每个月的房租只要10元钱。当房东表示每个月多交1元可以包伙食时，谭其骧果断拒绝了。因为他和夫人经常下馆子，当时在北平有名的大馆子里吃顿大餐，只需要一元钱。

　　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全面占领北平。曾经平静、慵懒、闲适、物价低廉的日子戛然而止，北平陷入了苦不堪言的八年地狱。

　　日军占领北平后，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北平原有的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被强行转变成为战争服务的战时经济体制。1938年，日本在北平成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强行接管华北的交通、邮电、钢铁、煤炭、电力、纺织等各行各业。

　　由于日伪严控着粮油、鱼肉等生活必需品，北平许多大饭庄子，如天寿堂、福寿堂、庆和堂、便宜坊等都奄奄一息。既无可供进货的粮油、蔬菜、肉蛋，也少有顾客再有闲钱下馆子吃饭。小饭铺没生意还能关门歇业，大买卖家即便没有主顾登门，日伪当局也不允许商家关门歇业。开门就是强撑门面，耗失本金，长久下来无不巨亏。

　　这就出现了《四世同堂》中描写的一幕，当老大瑞宣带着朋友野求走进一家饭馆时，跑堂的过来挡驾说：“对不起您哪，今儿我们什么也没有，压根儿没生火。没生意。”瑞宣只好表示，二人只是坐一会儿而已。跑堂的无奈地说：“没说的，坐吧，凳子都空着呢。您瞧，先生，我们这生意怎么做？没可卖的东西，还不许关门，真是笑话。”

　　不仅是餐饮行业，沦陷后，北平各行各业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商家无力采买生产资料，市场陷于麻痹状态。以纺织业为例，据同业公会登记，北平沦陷前至少有200家织布厂，一年可以生产70余万匹布，除供应本市之外，还远销察哈尔、济南、青岛、汉口等地。经过日寇八年蹂躏，抗战胜利时，北平仅有110余家纺织厂，其中九成处于半停业状态。

　　《四世同堂》中，祁家经营着一间绸布庄。沦陷后，一般的北平百姓，顾得了吃就顾不了穿，再加上各地战火炽烈，铺子货源断绝，没法补货。掌柜的祁天佑不像大商号那样备有存货，因此只能每日困坐愁城。

　　其实，即便大商号，当时也无法囤积居奇，只有日本人和汉奸们可以趁火打劫，。时任伪北平警察局局长余晋和的老婆伙同奸商，以市场最低价购入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等物价上涨，再高价售出。

　　与百业萧条、商品匮乏、民族工商业崩溃相为表里的是，沦陷后北平的物价像坐上火箭般一飞冲天。

　　据1939年伪政府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4月至1939年12月，北平的物价上涨了2.2倍。尤其是1939年一年，物价涨幅达到沦陷以来的最高点。玉米面从1939年初的每斤0.07元涨到每斤0.13元；面粉从年初的每袋5.44元涨到每袋7.95元。

　　眼看着倾注一生心血的铺子即将倒闭，面有菜色的妻儿老小无米下炊，再加上日本人的栽赃诬陷、游街示众，一辈子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视尊严比生命还要贵重的祁天佑走上绝路跳河身亡——

　　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陷入多边作战的窘境，物资短缺日渐凸显，就连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粮食恐慌的现象。侵华日军开始大肆抢夺占领区的粮食。此时，华北产的粮食不仅要供应日军前线，甚至还要运送到日本国内。

　　1942年年底，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再次向华北伪政府下达“协同日军从速完成集粮计划”，要求伪政府在三个月内，完成征集2000万石粮食的任务。

　　就在这年夏天，华北平原刚刚经历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面对天灾和日寇的抢夺，北平城内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

　　据1943年7月24日的《时言报》报道：“京市各粮店自今日起开始售混合面，每斤一元一角四分。”

　　这就是日伪当局向北平市民供应混合面的开端。混合面到底混合了哪些成分，一直众说纷纭。据《新民报》报道，混合面由大米、小米、玉米、白玉米、高粱米、江米、小麦、黄豆、绿豆、江豆、青豆、皮青豆、黍子、荞麦、小豆、大麦、大米渣、麦渣、扁豆、扒豆、黑豆、白薯干、高粱渣等几十种成分组成，但是其中人能吃的粮食到底占多大比例，即便是活了七八十年的老人，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也不认识。

　　他没看见过这样的粮食。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绵绵软软的合在一处，而是你的，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但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

　　吃过混合面的北平人都记得，它质量低劣、牙碜、口感苦涩，而且有异味。吃完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然而，即便质量如此低劣的混合面也不够吃。

　　七七事变后，北大教授郑天挺南下组织西南联大，将五个孩子留在北平。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那时粮食供应不在粮店而在胡同里，为了买到有限的粮食，市民们早早就得在胡同里排队。我家的老保姆张妈经常凌晨4点就去排队，管理人员在她的棉袄袖子上写个粉笔号，按号买粮，排晚了就买不到……我们从没有围坐在餐桌边吃过饭，桌子上也从来没摆过碗和筷子，因为根本用不着筷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张妈把笼屉端到饭桌上，喊一声‘吃饭了’，我和弟弟们围拢过来，一人抓起两个混合面窝头站在桌旁啃，三口两口就下肚了。”

　　当时，郑家人人营养不良，郑晏的小弟12岁体重只有20多公斤。《四世同堂》中最小的孩子小妞子，就是因为拒吃混合面，饿死的——

　　因为饿，她（小妞子）已无力气跑跑跳跳。她的脖子极细，因而显得很长。尽管脸上已无多少肉，这又细又长的脖子却还支撑不起她那小脑袋。她衣服陈旧，又太短，然而瞧着却很宽松，因为她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看起来，她已经半死不活了。

　　她说不吃共和面（混合面）的时候，那眼神仿佛是在对家里人说，她那小生命也自有它的尊严：她不愿意吃那连猪狗都不肯进嘴的东西。她既已拿定主意，就决不动摇。谁也没法强迫她，谁也不会为了这个而忍心骂她。她眼睛里的愤怒，好像是代表大家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憎恨。

　　发完了脾气，她就半睁半闭着小眼，偷偷瞟家里的人，仿佛是在道歉，求大家原谅她。她不会说：“眼下这么艰难，我不该发脾气。”她的眼神里确实有这个意思。然后，她就慢慢闭上眼睛，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她那小小的心里。

　　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暴行只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抗和仇恨，不会让中国人屈服。日本人知道，单靠武力无法征服中国，只有从文化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才能让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当顺民。

　　怎样才能瓦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感呢？日本兴亚院认为：“其武器就是日本语。”

　　语言、文字既是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也是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日本军国主义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发现，强迫殖民地人民学日语、说日语可以从根本上挖掉中国文化的根儿。

　　日军侵入北平后，他们将日语当成一宝，强迫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日语，进而达到泯灭中华民族意识的目的。

　　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在太庙举行教育大会，提出要在北平中小学普及日语。为了尽快解决日语师资不足的问题，日伪当局提出开办名为“养成所”的培训机构，并且命令各地火速开办。

　　读日语、唱日本歌、朝拜日本天皇、背“诏书”……各种奴化教育在北平的中小学开展起来。

　　1938年，怀柔汤河口镇居民彭兴文时年8岁。他记得，上小学第一课就是学日本的51个片假名。那时，学生上体育课喊的是日语口令，音乐课学的是日本国歌，教师必须能说简单日语。有位私塾出身的老教师，因为不懂日语，第二天就被撵走了。每天朝会，学校强迫学生们向日本东京的天皇陛下遥拜，向伪满洲皇帝遥拜，然后合手宣誓：“满洲建国和大东亚建设的使命，担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

　　对于这种奴化教育，青年学生自然非常反感。当时正上中学的郑晏回忆，同学们最厌恶的就是上日语课。沦陷八年，她被迫学了八年日语，可是一句也没有记住。

　　日军占领北平时，许多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不愿在北平当亡国奴，纷纷奔赴大后方。可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却没条件撤走。他们在日伪统治下，忍辱偷生，时时刻刻都要面对内心的挣扎。

　　《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幕，祁家老大瑞宣是一名中学教师。一天他到学校开会，一名年轻老师问校长：现在还在学校教书，算不算汉奸呢？校长含泪回答：

　　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能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第一要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

　　这大概是大多数普通北平市民面临的两难抉择。他们拖家带口，不能像青年学子那样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但留在沦陷区并不代表向敌人低头。每一个北平市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暗暗地与日军较量、周旋。

　　郑晏的班主任是一位中国女老师，每次考试她都对学生们说：“你们可以抄书，但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考试的时候，她会在教室外放哨，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大家就默契地将书藏起来。

　　面对日寇的屠刀，手无寸铁的北平市民只能忍辱偷生，但他们内心从未泯灭抵抗的火种，他们始终相信：中国不会亡！

　　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环绕北平而立。图为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抗日根据地。

　　“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

　　“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一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

　　“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

　　“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回到北平的祁家老三瑞全，第一次在小庙中见到钱默吟，就被老人的话惊呆了。

　　北平沦陷前，钱默吟是个诗人，有花草，有诗歌，有酒茶，便可淡然一切，不问国事。逃出北平的瑞全原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可是，钱诗人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北平虽然沦陷了，但身处其中的北平人从来不曾屈服。

　　老舍妻子胡絜青说过，那位大义凛然的钱默吟先生身上，有燕大教授董鲁安先生的影子。其实，真实的北平历史上，在隐忍中抗争的钱默吟远不止一个。

　　电视剧《四世同堂》建组时，话剧艺术家杜澎最初接到的角色是祁老爷子，看完剧本，他主动要求：“让我演钱默吟吧！”导演林汝为好奇追问，这才知道，原来杜澎曾师从李苦禅学画，他说：“钱先生这个人物身上有好多老师的影子，刚直不阿呀，人品哪，学问啊，我觉得我若能够回忆起老师生前的一举一动，言谈话语，我就会演好这位钱默吟先生。”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往事，杜澎最终如愿出演了钱默吟。但彼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李苦禅像小说中的钱默吟一样，掩护过一个“王排长”。

　　被李苦禅掩护的“王排长”名叫袁祥峰，原是29军的一名士官，七七事变后，混乱之中与部队失散，就躲在李苦禅位于复兴门内柳树井胡同2号的家中。当时街上到处是日本宪兵的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袁祥峰与李苦禅是旧相识，怕连累对方，反倒是李苦禅一再劝他安心：“先别走！过一时期看看有机会的时候再走。”

　　李苦禅所说的机会，就在他的另一位学生黄奇南身上。黄奇南有个同宗乡亲黄浩，明里在新街口教堂当长老，暗地里却肩负着一个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奇南在李苦禅家“考察”过袁祥峰后，经黄浩安排，把他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29军一直被国人视为抗日最坚决的部队，掩护抗日将士，几乎是当时北平民众不约而同的行动。在今人印象中，北平沦陷后，人们纷纷逃离笼城，但户籍资料显示，1937年8月，北平居民人数反而比6月增加了1万多人。

　　为什么会这样？滞留北平的29军军人韩立才回忆，为了不使抗日将士暴露，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北平警察局冒着危险，把所有滞留在北平的29军官兵，一律按不一样的情况改变户口登记，由原来的集体户口改为分户口，由原来的军人身份改为别的行业。韩立才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29军人员的。”

　　无力出逃的大多数北平百姓，或许不能用文字记下沦陷时的心境，但他们亦有自己的底线。就像钱默吟首次踏入祁宅拜访时说的那样：“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

　　大戏剧家齐如山亲历北平沦陷8年，他曾回忆日军召开“庆祝大会”的情景，“最初去的人很少，后来勒令学界商界非到场不可……大多数人则尚有爱国的观念，凡遇喊万岁口号之时，则张口发声者，永远是极少数的人，任凭政界的首领喊破了嗓子，平民总是不响应。”就连被强迫的小学生，都把旗子“卷起来，或放在衣袖内”，无一人打开。

　　默默抗争的百姓中，罗德俊大概是唯一一个姓名留存至今的。1978年9月，文物部门对因唐山大地震受损的白塔进行修缮。一天，吴梦麟、赵迅、洪欣三位文物专家正在白塔上工作，无意间发现，在塔顶天盘内的夹缝中，竟藏着一张泛黄的字条。

　　这就是著名的“罗德俊手书”，清晰可见的手写毛笔字，记下了日寇肆虐的那段真实历史：“……二十九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争风云弥漫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

　　手稿的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七七事变四个月后。吴梦麟认为，罗德俊应是1937年参与修缮的工作人员之一，或许不只是工人，至少是个记账先生，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

　　时至今日，罗德俊究竟是谁，依然没有人知道。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这位普通市民悄悄藏起手书时，心中是何等的愤懑，何等的屈辱，又怀着何等的希望。148字的手书所写，是每一个热爱和平、不畏的北平人的无声控诉。

　　董鲁安假出家线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坦克车响声隆隆，碾轧着北平的柏油路。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没想到，眼前突然冲过来一名中国男子，瞪着血红的眼睛，嘴里骂骂咧咧，手里还抄着一把铁锹。

　　这些青年都来自一个秘密读书会。读书会的发起人，是蓝家长子蓝铁年和他的好友李德伦。李德伦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音乐指挥家，那些在蓝家西厢房啃读《资本论》《宣言》《大众哲学》的情景，他到晚年还记忆犹新：“抗日，是我们大家常常议论的主题……蓝公武常常旁听我们的讨论。他在院中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发表他的见解。他总是侃侃陈词，最让人痛快的是他慷慨激昂声讨日军侵华的罪行。”秘密聚在蓝家读书会的这些青年，以此为起点，先后离开沦陷的北平，有人奔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人去了大后方，李德伦则考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最后奔向了久已向往的延安。

　　“他的眼中只有那一群日本人，他们应当死。他扔下他的手榴弹去。”小说《四世同堂》中，钱默吟老人在日伪举办的义赈游艺会上，义无反顾地扔出了手榴弹。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每个人的眼都发了光，每个人的心都开了花，北平人恨不得开一个庆祝会。

　　会后，李振英和冯运修骑着自行车，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行至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好遇到一家人出殡，冯运修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然后掏出手枪，对准吴的太阳穴连发两枪。唢呐锣鼓的喧嚣中，枪声与鞭炮声混在一起，刺杀事件竟丝毫未被旁人发觉。冯运修和李振英从容离开现场，第二天，吴菊痴被击毙的消息轰动了北平城。

　　小说中的钱默吟扔出手榴弹后，全身而退，历史上的冯运修却没有那般幸运。貌不惊人的冯运修，其实家世显赫，他是华北汉奸头子——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这层特殊关系，一直是他刺杀汉奸的绝佳掩护。可是，1940年8月7日，日本宪兵队还是包围了冯运修的住所。在与敌人的枪战中，这位“书生枪手”最终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从此，国画大师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员，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成了情报组的联络站之一。运送物资的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支援抗战的外国友人等，常常在这儿藏身，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号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李苦禅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押到沙滩红楼的地下监狱。晚年时，他回忆狱中的经历：“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杠子压了一次，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就缓过来了……”

　　侵华日军缴械后，在1945年底陆续离开中国。图为一个投降后的日军士兵在丰台火车站准备离开北平。他胸前挎着的是同伴的骨灰。旁边电线杆上贴着中国军队的抗战胜利标语“民族解放大业成功”。

　　虽说瑞宣的声音不高，“日本投降”几个字，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所有街坊邻居的耳朵里。

　　大家立时忘记了小妞子的死，忘了对祁老人和瑞宣表示同情，忘了去劝慰韵梅和天佑太太。谁都想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大家都想跑出去看看，胜利是怎样一幅情景，都想张开嘴，痛痛快快喊一声“中华民族万岁!”连祁老人也忘了他原来打算干什么,呆呆地，一会儿瞧瞧这个，一会儿瞧瞧那个。悲哀，喜悦和惶惑都掺和在一起了。

　　战败前夕，随着日本军方的节节败退，日本侨民在北平的日子也紧张了起来。他们纷纷将自家的用具拿出来变卖，大到大衣柜、半导体，小到衣服、眼镜、锅碗瓢盆，都在他们变卖的行列之内。由于变卖现象极其普遍，导致在东单到东安市场一线的街上出现了“日本市场”。日本侨民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生活用品，每当有人光顾，摆摊的日本侨民都非常恭敬地感激致谢。

　　1941年春，八路军前方总部保卫部派遣刘新前往沦陷区北平，投奔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好朋友、伪北平广播电台分管“儿童时间”的王栋岑，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刘新打入伪广播电台。王栋岑经刘新发展，也加入了党组织。他分管的“儿童时间”，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孙敬修讲故事。在日伪统治期间，王栋岑和孙敬修一直用“儿童时间”的故事，对抗日伪的奴化教育，隐晦地进行爱国教育。

　　1945年8月8日，他们收听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以强大攻势摧毁日本关东军的消息，8月10日又听到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刘新马上将这些消息上报了党组织。11日晚，晋察冀城工部地下党员饶毓菩家的西厢房中，由宋汝棼执笔起草了一个1000字左右的《告北平青年书》。与此同时，刘新和崔月犁、张文松等人印发了日本即将投降的《通告》，随即张贴在北平街头。

　　而北平，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来得要稍晚一些。当天中午12时，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北平市民才终于确认，八年亡国奴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

　　当时北平四存小学一年级学生的罗澍伟回忆，8月15日那天，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见了面，人人精神焕发，笑逐颜开，好像天上的太阳一下子也亮了许多。“那天父亲特别高兴，带我去了东单、王府井；后来又带我去了前门外、西单、西四、鼓楼，才知道全城都是如此。”

　　从规模来说，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15个受降仪式中顶级规模的一个，甚至远超于了南京受降仪式。这与时任中国第11战区参谋长、第11战区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的策划分不开。

　　进驻指挥所的第一天，吕文贞即下达命令，召日军代表高桥坦来指挥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同时，明确指示日军代表不准佩刀、佩勋章勋表。一贯心高气傲的高桥坦对失败者的地位似乎很不适应，双方交流更不融洽。当晚，他托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门致中求见吕文贞说项，说什么“日军很爱面子，可否给他们一点面子”。吕文贞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日本人的勋章面子，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我不愿意在洽降时，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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